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


  作者:杨秀清
        
  据统计,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。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,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,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,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,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,因而被称为“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”,“古代学术的海洋”。

  敦煌文献中,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。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《譬喻经》,经末题记云:“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”。“甘露元年”即前秦甘露元年,公元359年,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。佛教经典中,经、律、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,数量最多的是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》、《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》、《妙法莲花经》、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、《维摩诘所说经》等,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。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,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,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。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,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,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,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,如《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》、《顿悟无生般若颂》、《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》、《观心论》、《楞伽师资记》等,其中《楞伽师资记》明确记载了神秀——玄赜——慧安——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,《观心论》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。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《六祖坛经》,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,与宋代以后的《坛经》多有不同。《顿悟大乘正理诀》是公元792—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,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、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。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(541—594)创立的佛教教派,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,开元十三年(725)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,到北宋初年,此教已烟消云散,其经典也荡然无存。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,如《三阶佛法》、《三阶佛法密记》、《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》、《三界佛法发愿法》等,它的发现,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 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(即《大藏经》中未收佛经),如《大乘四法经》、《因缘心论颂》、《异译心经》等,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,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。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,即所谓“伪经”,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,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。敦煌文献中的梵文、古藏文、回鹘文、于阗文、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,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。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,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、品次录、藏经录,也有点勘录、流通录、转经录,还有乞经状、配补录、写经录等,是研究古典目录学不可多得的材料。此外,敦煌佛经,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,由于校勘精良、错讹较少,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。

 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,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、僧尼名籍、事务公文、法事记录以及施入疏、斋 文、愿文、燃灯文、临圹文等,是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。

 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,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,但在唐朝前期,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,道教一度兴盛起来。因而,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。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,大多是初唐至盛唐的写本。主要有老子《道德经》及该经的各种不同注本,如河上公注、想尔注、李荣注,以及该 经的题解。河上公注本为道徒所传颂,风行一时。想尔注则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重要材料。《太玄真一本际经》、《太平经》、《上清经》、《灵宝经》等道教经典,是研究道教理论的好材料。《老子化胡经》是反映道教与佛教争夺地位的文献,元代以后,彻底亡佚,此经今仅存于敦煌文献中,十分珍贵。而纸质优良、书法工整、品式考究则是敦煌道教文献的一大特色。

  除佛教、道教文献外,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、景教文献。摩尼教文献共有三件,即《摩尼光佛法仪略》、《证明过去教经》、《下部赞》,这仅有的三件文献,使人们对文献中屡有记载,但无法知其全貌的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得以明了。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个支派,唐贞观九年(635)传入我国。景教在唐代流行情况,文献记载不详,直到明天启五年(1625)年在长安发现了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后才略知一二。敦煌文献中有七种景教文献,它们是《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》、《尊经》、《一神论》、《序听迷诗所经》、《志玄安乐经》、《大秦景教宣元本经》、《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》,这些罕见的景教文献,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其在中国流行的情况。摩尼教、景教文献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。

 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、地理著作、公私文书等,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。以史籍而言,敦煌文献中除保存了部分现存史书的古本残卷外,还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书,如孔衍《春秋后语》、邓粲《晋纪》、李荃《阃外春秋》、虞世南《帝王略论》等,这些史籍不仅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,而且可订正史籍记载的讹误。敦煌文献中的一批地理著作,也十分引人注目,如李泰的《括地志》、梁载言的《十道录》、贾耽的《贞元十道录》、韦澳的《诸道山河地名要略》等,这些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,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资料。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北地区,特别是敦煌的几种方志,更为史籍所不载,如《沙州都督府图经》、《沙州伊州地志残卷》、《寿昌县地境》、《沙州地志》等,对敦煌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要,每一件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。

  关于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历史,在两《唐书》、《资汉通鉴》、以及新、旧《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等正史中记载都非常简略,且错误很多,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的了解。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,数十年来,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,基本搞清了这段历史,从而使这段历史有年可稽,有事足纪,千载坠史,终被填补。

 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,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,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。敦煌文献中的公文书包括法制法制文书和“官文书”。唐代法律由律、令、格、式四部分组成,传世文献中只有律保存下来,令、格、式则不为人们了解,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、格、式,虽然都有残缺,但却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、格、式的大致原貌。属于“官文书”的有符、牒、状、帖、榜文、判辞、公验、过所、度牒、告身、籍帐以及官府来文书等。其中如“告身”是给予新任职事官、散官、勋官等的一种证书,的册授、制授、敕授、奏授、判补等多种形式。“籍帐”则包括户籍、手实、差科簿、军政机关的会计簿等。敦煌文献中的私文书,主要是指各种内容的契约和民间团体的“社”的文书等。契约主要是唐末五代和宋初的,其中有租地契、佃地契、借贷契、雇佣契、买卖契、以及析产契等。“社”文书中有社司转帖、社司牒状、社条、纳赠历、社斋文等。此外,还有遗书、什物抄、放妻书、放良书、悼文、邈真赞、碑志、私家帐历等。这些公私文书,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,完全保存了原貌,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对研究中古社会历史至关重要。

  敦煌文献中属于子部的《书仪》,包括朋友书仪、吉凶书仪、状启书仪,不仅是当时的书信范本,也是研究礼学与风俗史的绝佳材料。敦煌文献中的童蒙读物和字书,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五代的教育情况,还为考订唐音,研究西北方言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。敦煌文献中有关婚姻、丧葬、岁时、卜卦、看相、符咒、解梦、风水、驱傩及有关佛教风俗的资料,是研究敦煌民俗的极好材料 。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类书,均为亡佚之书,对古籍整理及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价值。

 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为引人注目。它包括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及诗、歌辞、变文、小说、俗赋等,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、选集的残卷外,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。

  敦煌文献中的儒家经典,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它对今本儒学典籍的校勘价值。其中《古文尚书》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最古的版本,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著《论语郑氏注》,更是失而复得的可贵资料,郑玄注《毛诗故训传》,南朝徐邈《毛诗音》则最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。

 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,其中尤以唐五代时期为最多,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、敦煌本地诗人之作、释氏佛徒之作、敦煌民间诗歌几个方面。敦煌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,主要有《唐人选唐诗》(拟)、《陈子昂集》、《高适集》、《李峤杂咏注》》、《白香山诗集》及一些残存诗篇,最著名的是韦庄的的《秦妇吟》和《王梵志诗》。《秦妇吟》世无传本,直到藏经洞打开之后,才使这首诗完整地再现于世。《秦妇咏》全诗句228句,1600余字,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篇叙事诗,它深刻反映了晚唐黄巢起义 冲击下唐代社会的真实善状况,不仅有鲜明的政治内容,而且有生动的艺术手法,也是研究晚唐农民战争的重要史料。王梵志诗在唐代广为流传,但《全唐诗》里没有他的诗作,宋代以后几乎无人提及他,他的诗后来也绝迹了,直到敦煌文献的发现,王梵志诗才再度为世人所知。王梵志诗的特点是用白话诗直接反映社会现实,它是唐代诗坛上的奇花异草,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而且对探讨我国白话诗的发展,研究我国古典诗歌和白话诗的关系,提供了重要证据。敦煌诗歌中保存的敦煌当地诗人之作有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》(拟),《敦煌廿咏》、《白雀歌》、《龙泉神剑歌》,多为反映敦煌社会现实,赞颂敦煌山水名胜和抒发个人情怀之作。敦煌释氏佛徒之作主要是僧人所创作的僧诗,多为阐发佛教义理和劝善修道之作。敦煌民间诗歌都来自民间,流传于民间,如《咏九九诗》、《咏二十四气诗》、家训诗、学郎诗等等,这些诗艺术成就虽不很高,却充满生活气息,是研究敦煌社会生活的活资料。

  敦煌歌辞,过去一般称为曲子词,除少数文人作品外,大多数来自民间,作者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。在这些歌辞中,值得一说的是《云谣集杂曲子》的发现,这个集子编选了30首作品,从时间上看,明显早于传世的《花间集》、《尊前集》,为研究词的起源、形式及内容,提供了宝贵的材料。敦煌歌辞由于作者的广泛性,极大地影响了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,使得它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,艺术风格多姿多彩。另外,一些民间小唱如《五更转》、《十二时》、《十二月》、《百岁篇》、《十恩德》等,也属于敦煌歌辞这一范畴。

  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。所谓变文,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《唱的通俗文学题体裁。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,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,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,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,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变文的内容主要有以佛教为题材的《维摩诘经变文》、《阿弥陀经变文》、《降摩变文》、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》等,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《舜子变》、《孟姜女变文》、《董永变文》等,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《伍子胥变文》、《李陵变文》、《张议潮变文》、《张淮深变文》等。

  敦煌文献中的话本小说主要有《唐太宗入冥记》、《秋胡小说》、《韩擒虎话本》、《庐山远公话》等,为后世白话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。敦煌俗赋有《韩朋赋》、《晏子赋》、《燕子赋》《丑妇赋》等,是古代辞赋通俗化的产物,和文人赋有明显区别。此外,还有如讲经文、因缘、押座文、佛赞、偈颂等文体的作品中,也有不少文学性很强的佳作。

 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语言学资料,如《玉篇》、《切韵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、《毛诗音》、《楚辞音》、《正名要录》、《字宝》、《俗务要名林》等。

  敦煌文献中的科技史料,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。科技资料主要有数学、天文学、医药学、造纸术和印刷术等方面的内容。数学方面有《九九乘法歌》、《算经》、《立成算经》等,这些都是我国现存算术中最早的写本,是研究中国数学史的重要史料。天文学方面,有《二十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》、《全天星图》、《紫微垣星图》、《玄象诗》等,它表明我国天文学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,同时也为我国天文学和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。古代,天文和历法是密不可分的,敦煌历日大部分是由敦煌自己编制的,如《唐元和三年(808)戊子岁具注历》、《历日推步术》、《唐年神方位图》等,其中《宋雍熙三年(986)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》已引用了西方基督教的星期制。医学类的文献,所目前所知,至少在60卷以上,如果再加上佛经中的医学内容,则有近百卷,大致可分为医经、针灸、本草、医方四类。这些医书不仅为传世医书的校勘提供了较为古老的版本,同时,由于这些医籍中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、方药,提供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容,不仅对医学史研究有意义,而且在今日临床医学中也有一定参考价值。敦煌文献保存4—11世纪连续不断的纸张样本,是研究造纸术的活材料。敦煌文献中的唐咸通九年(868)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,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,也是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实证。这些科技史料的发现,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古代居于领先地位。

  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,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,如古藏文、回鹘文、于阗 文、粟特文、龟兹文、梵文、突厥文等,以藏文文献数量最多。藏文文献如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》、《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》、《于阗教法史》、《藏医疗杂方》、《藏医灸法残卷》等,于阗文有《使臣奏于阗王奏报》、《于阗王致曹元忠书》、《致金汗书信和奏报》等,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,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  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、舞蹈资料,如琴谱、乐谱、曲谱、舞谱等,它不仅使我们能够恢复唐代音乐与舞蹈的本来面目,而且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、舞蹈史的研究。

  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,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,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,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——敦煌学,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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