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有记者问杨教授：假如留在国内，您能拿到诺贝尔奖吗？

　　据香港文汇报报道，杨振宁说，我得到诺贝尔奖是在一九五七年，原因是我和李政道于一九五六年写了一篇文章，解释了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即宇称不守恒的谜，并很快被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证实了。这引起了物理界很大的震动。所以，我们第二年就得了诺贝尔奖。假如我五○年代初回国，那是很可能的，我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工作。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有个谜，如果在中国即使知道这个谜，也要比西方来得晚；而且这个竞争非常厉害。所以，我想过这个问题，假如我在五○年代回国，我就不会做出关于宇称不守恒得诺贝尔奖工作。

　　不过，答复也不完全照你们提的那么简单。因为我一生所做的工作，我自己认为，物理学家也认为，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那个工作。一九五四年我另外和一个叫缪斯的（他现在不在了）写过一篇文章，引进了一个新的观念、新的名词，叫规范场。这个影响比一九五七年宇称不守恒的工作要大得多。这个工作为什么没有得到诺贝尔奖？原因是他们不愿意给一个人两次诺贝尔奖。假如我在一九五四年回国了，要不要做这个工作？回答是可能的，不但可能，甚至还会做得更快一些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在美国我受到了宇称不守恒研究的影响，我并没有专注做规范场的工作。假如我回国的话，那个我不容易做，这个工作，你可以坐在书房里，自己想出来，反而会更早一点。

　　因此，世界上的事情，在不同的时候，不同的背景下是很难讲的。事情不能一概而论，有些领域比较独立的，比如一个人的沉思就可能有大的发展的，在国内就比较容易成功。